南方财经记者程浩
昆明成为第21个国家级都市圈。
近日，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透露，《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》获国家发展改革委函复同意。
截至目前，获得国家发改委函复的国家级都市圈已达21个，形成了一张覆盖中国所有主要城市群、涵盖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战略网络。
作为“中心城市—都市圈—城市群”格局的关键中间层，都市圈正成为各地争夺城镇化下半场结构性红利的核心载体。
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宝剑对《21城市观》表示，当城市发展从“单体扩张”进入“区域协同”的时代，谁能在国家顶层设计中占据一席之地，谁就能在要素配置、制度创新和战略赋能上获得先发优势。获批都市圈可获得政策、要素、资源、品牌四重红利，在专项债、重大项目、制度创新和产业布局上享有优先权，是实打实的发展配额。
12省为何无缘国家级都市圈
现代化都市圈规划建设始于2019年，主要是为推动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。
全国21个都市圈目前形成了两种典型形态：
以南京、福州、成都、西安、重庆、武汉、沈阳、杭州、郑州、广州、深圳、青岛、济南、合肥、石家庄、长春、宁波和昆明为代表的单核型都市圈，依赖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，强调“强核扩容”与“同城化通勤圈”。
以长株潭（长沙—株洲—湘潭）、厦漳泉（厦门—漳州—泉州）、首都都市圈（北京+天津+河北相关城市）为代表的组合型都市圈，更侧重于跨行政区的协同网络、产业分工与制度创新。
截至目前，获得国家发改委函复的国家级都市圈已达21个。
《21城市观》梳理发现，这21个国家级都市圈几乎涵盖所有超大特大城市，形成“一省一圈”乃至“一省N圈”格局。
其中，广东、浙江、福建、山东分别坐拥2个国家级都市圈，以首都、南京、重庆为代表的跨省都市圈，覆盖多个行政区划。
当然，21个国家级都市圈获批后，目前仍有黑龙江、内蒙古、山西、上海、江西、海南、广西、贵州、甘肃、青海、西藏和新疆等12个省份没有国家级都市圈获批。
谢宝剑认为，都市圈要依托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大城市逐步培育，部分省份仍未获批国家级都市圈，主要是基础条件不足、顶层布局时序限制、省内统筹不畅三大原因。
其中，部分省会辐射能力弱、人口经济体量偏小，山地地貌导致城镇布局分散，1小时通勤圈难以成型，城镇化和产业梯度分工不完善；国家采取分批审批节奏，优先布局核心区域，且部分省份多中心博弈、规划成熟度不足，也延缓了部分省份的申报进度。
一座或多座城市能否从单点发展规划升级为国家级都市圈战略，核心要看四个关键变量。
一是通勤人口基础。需形成成熟的1小时通勤圈，人口持续集聚、跨城通勤常态化，满足国家空间量化门槛。
二是产业协同能力。需彻底破除产业同质化内卷，形成中心搞科创服务、近郊搞先进制造、外围做配套的梯度分工体系。
三是体制协同突破。跨市土地、财税、公共服务需形成联动机制，打破行政壁垒。
四是基建硬件支撑。实现城际轨道、高速、新基建互联互通，需保障要素高效流通。
上海、南昌、南宁、哈尔滨有望最先破局
按照上述四大变量指标，上海大都市圈、南昌都市圈、南宁都市圈和哈尔滨都市圈是当前最具潜力的国家级都市圈“后备选手”。
今年初发布的上海大都市圈规划草案显示，上海大都市圈横跨沪苏浙三省市，囊括上海、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南通、嘉兴、湖州等市，甚至纳入数百公里之外的宣城、盐城等14城，形成“1+8”乃至“1+13”的超级圈层。该都市圈一旦获批，将成为中国最大的都市圈。
今年初获批的《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（2023年—2035年）》，为上海大都市圈的获批提供了参考。因“以何种形式获批”以及“跨省协调机制如何设计”等核心议题，仍需更高层级的协调，何时获批仍存在不确定性因素。
在中部地区版图上，武汉、长株潭、郑州、合肥均已获批，南昌是中部地区唯一“空窗”的省会城市，这种区域平衡性压力会形成较强的政策推动力。一旦江西省能拿出产业协同的实质性方案，南昌都市圈的获批极有可能加速。
但南昌2025年GDP总量刚过8000亿元，与动辄万亿起步的其他国家级都市圈核心城市相比，带动周边九江、抚州等地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同时，南昌的电子信息、航空制造等主导产业，与周边县市的配套能力之间还存在落差，产业链协同效应不明显，这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南昌都市圈的获批进程。
南宁都市圈也极具潜力。作为面向东盟的桥头堡，南宁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战略地位无可替代。如果能有效解决北部湾港口群的统筹协调问题，将防城港、钦州、北海的港口功能进行差异化定位，同时强化南宁作为金融、物流和信息枢纽的功能，南宁都市圈有潜力从“地理上的都市圈”走向“功能上的都市圈”。
尽管沈阳、长春已获批国家级都市圈，但在“东北振兴”这个大战略背景下，哈尔滨都市圈获批也有很大机会。哈尔滨作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地理中心，补齐东北“哈长城市群”另一半拼图的政策压力和意愿都在上升。
然而哈尔滨都市圈尚需解决好中心城市辐射能力提升、产业协同基础薄弱等诸多问题，其获批可能还需一定时间。
城市竞争转向“抱团发展”
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传达出一系列信号：城市发展正在从“增量扩张”转向“存量提质增效”。国家需要发展组团式、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，构建布局合理的现代化城市体系。
这意味着，城市竞争的逻辑变了——城市竞争从“单打独斗”走向“抱团发展”。
过去，城市竞争靠单打独斗，拼的是人口增速、固投规模、招商引资政策；如今，城市要作为都市圈网络的核心节点来参与，比拼的是整合多大范围的腹地资源、链接多强的产业链条、承担多高的国家战略功能。
在谢宝剑看来，当下，城市竞争彻底告别单打独斗，区域协同是不可逆的发展大势。传统单城招商内卷、资源分散、产业链欠缺的模式已遇瓶颈。未来全国城市竞争的主体，已经从单个城市转变为都市圈、城市群，比拼的是全域协同效率、产业链完整性和要素配置能力。
而国家级都市圈，正是落实区域协同、实现全域共赢的核心制度载体。每个都市圈并非局限于一省之地，跨地域乃至跨省域的并不少见，彼此咬合、相互嵌套、多向交叉。
以南京都市圈为例，作为首个获批的国家级都市圈，其横跨苏皖两省，安徽芜湖、马鞍山、滁州、宣城也被囊括在内。这些安徽地市，多数也在合肥都市圈辐射范围，而宣城同属杭州都市圈的编外成员。
通过基建“硬联通”到机制规则“软联通”，苏皖两省要素流动与产业协同更紧密，共享公共服务资源。单以消费市场为例，目前马鞍山部分休闲消费场所的南京客源占比已达40%。
当都市圈成功升级为国家级后，它对城市能级所产生的深层次影响，远远超出了短期的投资增长，而是深刻地重塑了城市的经济形态、治理模式和长期发展路径。
从整体来看，从省会城市到计划单列市，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，从传统工业重镇到新兴科技中心，都在寻找自己的定位——我能承载什么样的功能？我能与谁协同？我能贡献什么价值？
谢宝剑认为，获批国家级都市圈会推动城市能级全方位跃升。战略上，从普通市域城市升级为国家城镇化核心节点，政策和资源优先级大幅提升；经济上，突破土地、承载力瓶颈，实现圈层经济聚合增长；科创上，整合全域科研资源，搭建国家级科创转化平台；同时加速公共服务同城化，扩容人口承载能力，全面提升城市综合位次。
未来，随着南昌、南宁、贵阳等城市经济体量的持续增长，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进一步完善，这份国家级都市圈“空白省份名单”在未来几年内很可能会进一步缩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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